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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华》:他们经历的就是我们即将经历的

2018-02-26 08:02:52

在《芳华》里,让我印象最深的一句台词,是萧穗子的旁白,她说刘峰:似乎一点都没发现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

说这句话的时候,1976年已经过去,几件大事已经发生,冰河已经开始松动,敏感的人已经发生时代有了变化,有些人心思活络了,文工团的年轻人们,有些开始听邓丽君的歌,有些人偷偷穿紧身牛仔裤、紧身衬衣,戴太阳镜,有些人的相亲对象,已经从军二代变成了华侨。

刘峰却还是没有什么变化,在萧穗子的旁白出来的时候,他正在给战友打沙发,战友要结婚了,想买沙发,要一百多块钱,买不起,他就花了三十多块钱,买了材料,打了一对红沙发,送给战友。

他还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精心维护着自己的“活雷锋”形象,这个形象曾经给他带来过存在感,带来过荣誉(各种获奖证书和印着先进个人字样的皮包),但也让他成了文工团年轻人中的异类。在严歌苓的小说《芳华》里,她也是借助萧穗子之后,说出了别人是怎么看待“活雷锋”刘峰的:“刘峰来到人间,就该本本分分做他的模范标兵,一旦他身上出现我们这种人格所具有的发臭的人性,我们反而恐惧了,找不到给他的位置了”,“我们由于人性的局限,在心的黑暗潜流里,从来没有相信刘峰是真实的”。

刘峰可以选择不做“活雷锋”吗?他没有选择。他出身于小县城,父亲只不过是个木匠,进入部队,穿上军装,在那个年代,是很光荣的事。他只好给自己套上一个“活雷锋”人设,兢兢业业地活在这个人设里,让自已有用,获得存在感,并且获得一点上升的机会,比如上军校、提干。但是,当上军校的机会来了的时候,他又把机会让出去了。他的谦让已经成了习惯。

在那个年代,这样的人真是很多。乔瑜在1987年发表的小说《少将》,写的就是这样一个人。主人公王满山,出身于农村,他们村子里,曾经出过一个少将,少将返乡的时候,蒸了大白面馒头,给村子里每个人都送到了。王满山从此就把“少将”当做自己的人生终极目标,他参了军,在军队里积极上进,时时刻刻不忘表现自己,苦活脏活抢着干,有一次长途行军,他抢着把最重的装备背在自己身上,累得吐血,嘴角挂着一缕血丝,默默走了很久,后来,人们才发现,他其实一直在压抑自己的欲望,像个演员一样给自己写剧本,加戏,连嘴角的血丝,都是他故意咬破口腔壁弄出来的。他不这样可以吗?不,他没有别的选择。农村的孩子,能想到的表现手法,就这么些,能凭借的资本,也就这么些。

刘峰也是一样,他的“人设”,核心部分是他本性里的善良,这其实是真实的,但他无限制地夸大了这种善良,以至于让这种善良成了别人利用的工具,这个时候,他哪怕稍微克制一点,不当烂好人,在别人叫他帮忙干活的时候懈怠一点,人们就会觉得他的人设崩塌了。他能不知道吗?但周围都是红二代官二代,是军区司令的儿子女儿,是“干部家庭”的孩子,他什么都没有,他能凭借的资本,也就这么些。所以,即便时代都发生变化了,他也收不住手了。

何小萍其实也一样,还在她六岁的时候,父亲就被打成右派,发配到了新疆,她从此没见过父亲,也得不到父亲的任何帮助,只能被父亲的身份牵连,被同伴残酷地霸凌,所谓身体上的臭味,不过是她出身的一个象征。她也得被动地活在别人强加给她的“人设”里,所以才能体会到刘峰的善良,像旁白里说的:“一个始终不被善待的人,最能识别善良,也最珍惜善良”。

他们不是发现不了时代的变化,是没有能力去迎接时代的变化,过去的时代,至少还给了他们一点表现自己的机会和可能,未来的时代,却连这点可能性都没有了。“二代”们,可以出国、嫁人、做生意(而且是大生意),他们只能留下原地,慢慢变得苍老。

何况,过去的时代,还给他们制造了一个信念,尽管这个信念是假的,是临时的,但也给他们提供了慰藉。刘峰很愿意停留在这个信念里。哪怕为之奉献一生,埋葬一生。

这才是这个电影想说又没能说得很明确的东西:信念。社会管理者都很懂得用信念管人,用信念管人,成本是最低的,于是他们不停地制造出各种信念,作为人们的目标,让人们围着这个目标团团转。有的时候,这种信念是某种道德,某种家国观念,然后各种故事蜂拥而出,学者和作家不停地对它进行论述,大家也都被它调动着,围着它团团转,今天是儒,明天是法,后天是宋明理学,然后是各种主义,还有孝道妇道之类的佐餐小菜在周围拱卫。

有的时候,是某种经济目标,某种实物,比如过去二十年的房地产,房地产成了几代人的信念,人们沉迷其中,制造各种上涨或者下跌的理由,痛苦或者快乐着。并且喊出“房价永远涨”,重点其实不在于“涨”,而在于“永远”,人们太需要某种恒定的、永远的东西了,哪怕它具象化为钢筋水泥和价格。人们渴望的,是“永远”,是可以借助某种观念,挨过虚无,度过无枝可栖的荒凉,但是,不相信房地产,又能相信什么呢?你必须要制造出新的信念来替代它,来填满人们对信念的渴求才行,但新的信念,还远远没有出现。

但信念终归是要变的,像潮流一样来来去去,信念其实就是精神上的喇叭裤、波点、豹纹,或者爵士、布鲁斯、迪斯科、电子、民谣。就是潮流,就是流行,就是精神消费品,根本没有永远,根本不能当真。但不当真也不行,因为社会管理者打的就是明牌,他们制造出潮流,就是要你相信,信,就有红利,半信半疑,就有更大的红利,不信,就被清理到边缘,就被打入地狱。

刘峰是不得不全信,得到了一时的红利,他的同伴们,是半信半疑,得到了更大的红利。但刘峰时代的信念,终于还是变了,被新的信念代替,新的信念,和他的信念体系,甚至是完全相反的,他只有停在他的时代里了。

信了新的信念,是不是会好一点呢?电影里的郝淑雯,在1991年和刘峰、萧穗子在海南相遇,谈起自己的丈夫,淡淡地,又隐约有点得意地说:他很忙,没时间陪自己,他来海南是忙着拿地呢。但我们都知道,在那个关口,在海南投资房地产意味着什么。郝淑雯和林丁丁,或许逃过了过去那种信念的挟裹和剥削,但未必能够逃得掉新的信念带来的毁灭。而且,新的信念又一次发生变动的时候,他们已经老了,已经没有招架之力了。他们的芳华,就在这潮流的更替间,彻底地、残酷地消失了。

所以,在结尾的时候,萧穗子说,2015年在她的孩子的婚礼上,她又和战友们见面了,她感觉,刘峰和何小萍反而是最幸福的。因为,他们被上一轮信念潮流毁灭之后,反而超然了,逃离了,成了永远的局外人,再也不会被新的信念给吞噬了,他们反而获得了“永远”。

我们也有自己的芳华,我们也不得不在信念潮流中起伏,扮演弄潮儿,或者扮演失意者,然后一点点失去芳华,一点点失去招架之力,我们都当不了局外人,就像吴晓波说的,在这一轮的泡沫中,“所有试图置身事外的人,都不出意外地将成为受伤者”,而在潮流来去之后,谁都不可能抓住“永远”。



(来源:凤凰网娱乐         责任编辑:郭雨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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