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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首次发文肯定的“企业家精神”到底是什么?

2017-09-28 09:09:30

 
  企业家们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9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一份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这是1949年以来,中央首次以专门文件明确“企业家精神”的地位和价值。
  这份近6000字的文件提出了29条具体意见,主要明确了6点:
  1.加快建立依法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的长效机制;  
  2. 对大胆探索、锐意改革出现的失误予以容错;
  3. 依法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公平竞争的规定做法;
  4. 建立企业家个人信用记录和诚信档案;
  5. 政府重大经济决策主动向企业家问计求策;
  6. 加大党校、行政学院等机构对企业家的培训力度。

  民企老板难掩激动。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鲁冠球表示,这份《意见》对不同所有制企业负责人一视同仁。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张瑞敏说,这为企业家专注品质、创新提供了全方位支持和保护。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也看好它对提高企业家群体精神活跃度的影响。
  国企领导也欢欣鼓舞。国家开发投资公司董事长王会生说:“这将最大限度调动国有企业家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宋志平则认为,政府部门要树立为企业家服务的意识,减少繁琐的审批程序,激励它们在改革中敢作为、多作为。

“企业家精神”不止是创新和领袖魅力,还有对“尝鲜”的鼓动

  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独特的精神引领。
  “企业家”一词由法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Richard Cantillon)在1800年提出,19世纪,人们将这一群体的突出特征归纳为“企业家精神”。
  这不仅是领袖魅力的表现,更是一种重要而无形的生产要素。比如,沃尔特·迪斯尼(Walt Disney)拥有让观众快乐的超凡能力、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对零售业的敏锐洞察、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对产品创新的惊人直觉,不仅使迪士尼、亚马逊、苹果公司蒸蒸日上,还潜移默化地改变了商业社会的秩序和人们的生活。历史上,企业家精神造就了二战后日本经济的奇迹,引发了美国新经济20余年的兴起。
  管理咨询公司埃森哲,曾调研了26个国家和地区的几十万名企业家,其中79%的企业领导者认为,企业家精神对于企业的成功非常重要,它甚至是组织健康长寿的要穴。
  虽然“企业家精神”至今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定义,但是管理大师熊彼特和德鲁克很早就提出,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重要特征。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CESS)2009年的调研数据,中国企业的经营者也普遍将“创新”放在“企业家精神”的首要位置,他们同时也认为敬业、实现自我价值、乐于奉献是它的重要内涵。
  时代一直在变。在《文件》发布的第二天,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魏江表示,如今的“企业家精神”是一种使命与情怀,同时也是一种创业精神——以创新为驱动的创业、能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战略型创业。
  我们不难发现,这一点在中国企业转型期的表现尤为突出。
  刘永好曾表示,他心目中的企业家精神就是“去冲,去拼,去赶,去闯,去试,不要怕犯错误。”王健林则说,企业家精神 “就是敢为人先,想别人不敢想的事,做别人不敢做的事。”
  近年来,刘永好掌舵的新希望六和,从聚焦饲料业务转为养殖端和消费端,在王健林的布局中,万达也正在从房地产向服务业型企业转型。同样,国企的冒险之旅也没有停下脚步——中粮在推出12家旗下公司混改之后,2017年再对3家专业化公司进行混改;中国联通则迎来新的战略投资者——包括腾讯、阿里巴巴、百度、京东这样的互联网巨头。
  对他们来说,政府对“企业家精神”的推崇,代表着对他们“尝鲜”新模式的鼓励。

转型期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影响因素复杂而微妙

  虽然企业家精神要求经营者不断探索新机遇、引进新技术或服务、开发新的商业理念和商业模式,但是利益与风险始终同在。
  在滴滴收购了中国市场的Uber后不久,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随后各地网约车新政不断出台,共享出行的市场一时间增加了诸多不确定性。
  于是,资本市场将目光纷纷投向了新生的共享单车领域——这一健康出行形式一开始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但随着该行业竞争的白热化,停止投放共享单车的政策不断出现,企业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竞争策略。
  CESS的调研指出,外部环境对企业家精神有重要影响,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就是政府职能的转变水平。他们对近6000名中国企业家进行调研后发现,大多数中国经营者重视创新,善于把握市场机会,但对自己在冒险和挑战意识方面的评价相对较低。
  而今天《意见》发出了这样的声音——
  对大胆探索、锐意改革出现的失误予以容错;
  研究建立因政府规划调整、政策变化造成企业合法权益受损的补偿机制;
  政府的重大经济决策主动要向企业家问计求策。
  财经作家吴晓波曾指出,中国社会企业家阶层“边缘化”特征明显,他们在影视剧中的形象甚至都是“不走正路”的。他的观点与之前刘永好的担忧如出一辙—— “说企业家不好的可能占七八成,说好的可能就两三成。”
  实际上,中国企业的合规管理的确问题重重。
  2017年,互联网巨头们爆发了多起贪污舞弊事件,百度、阿里巴巴、京东无一幸免。在2016年《普华永道全球经济犯罪调查》中,28%的中国内地受访者表示自己所属的企业内部存在经济犯罪现象。
  由于企业技术、产品应用和服务模式的前沿性和超前性,市场常常无法理解,而大多数产品必须涉及到官方的批准和授权,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早期的腐败问题常常由此产生——这也是我们常说的“企业家的原罪”。而当政府将大部分关键性资源配置到国有企业时,受到资源约束的民营企业在某种程度上,也加剧了违规经营的风险。而加强市场化程度,转变政府职能,则会弱化腐败对企业家精神的摧残。
  在《意见》中,无论是对企业家经济产权、知识产权的保护,还是建立企业家个人信用记录和诚信档案的决定,或是对国企民企一视同仁的指示,都在传递一个信号——政府正在试图转变职能。CESS的调研显示,当政府的过度干预减少、为企业提供有价值的信息越多时,企业经营者的创新意识、冒险意识和机会敏锐性就会越高。
  《意见》的出台,或许真的能让马云口中“企业家精神红利”时代,早一天到来。(来源:界面 责任编辑:朱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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