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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小岩:回忆我的母亲黄杰

2017-12-08 10:12:27
  2009年11月16日是母亲黄杰的百岁诞辰,在父亲徐向前1990年辞世之后的第17年,母亲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亲爱的母亲虽然已经走了两年多,但是她的音容笑貌经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出现在我的睡梦里,许多往事异常清晰地铭刻在记忆中。

黄埔从戎

  1909年11月16日,母亲出生在湖北省江陵县郝穴镇。母亲走上革命的道路是从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开始的。当时,母亲的伯父在家族中非常霸道,在母亲很小的时候,他就自作主张把她许配给镇上的商务会长齐家。她坚决不去齐家,为了不被封建礼教所吞噬,她决定出逃。在1924年夏天的一个傍晚,不满15岁的母亲独自坐船离开江陵,到武汉求学,立志要做一个独立的新女性。
  母亲到武汉后,先在武昌第一女子中学附属小学读书,后考取了湖北省女子师范。1926年北伐军攻克武昌后,武汉成了全国革命的中心,国民政府迁到武汉。11月,黄埔军校的政治科也迁到武汉,为了培养妇女运动的骨干力量,张榜招收女学生。正在女子师范上学的母亲看到招生的消息,欣喜若狂,认为这正是她追求的目标,就和七八个老乡结伴报了名。
  母亲回忆说:考试时,语文试题是《革命与社会进化之区别》。我写到:“革命是人为的,社会进化是自然的??”这是我对革命的粗浅认识,仅仅写了大约一百零八个字。揭榜那天,我鼓起勇气去看榜,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被录取了!和我同桌考试的一个女生是大学生,她的语文试卷写了好几篇纸,却没有录取,她不服气,认为老师把试卷搞错了,我也感觉不对。复试那天,我小声问老师会不会搞错了,老师微笑地看着我,拿出试卷。我看到在我的试卷上用红笔写着四个大字“孺子可教”。可见黄埔军校录取学生的标准并不只是考文化水平,还是以政治态度为先。
  这样,母亲考取了黄埔军校,成了第六期女生队的学员,女生队一共有183名学员,负责人有邓演达、恽代英、谭延闿等著名的革命家。女生队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第一支妇女武装,它诞生在封建势力根深蒂固的时代,是自从盘古开天地以来在中国从来没有的。那时女生一律剪短发,穿灰军装,扎皮带,打绑腿,胸前佩戴军校校徽,每人一支步枪,个个英姿飒爽,神气十足。女生队成立的消息传到苏联,斯大林很高兴,特意让女生队全体学员照了一张合影寄给他。20世纪80年代,母亲得到了这张合影,非常高兴,一直珍藏着。

风雨年代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叛变革命,蒋汪合流,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革命进入了低潮。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军校决定,女生队立即疏散。恽代英在军校最后一次大会的临别赠言中说:“希望每一个同志都是一粒革命种子,不论撒到什么地方,就让它在那里发芽、开花、结实。”人生有许多选择,但紧要关头也只有那么几次!面对严酷的考验,一些人消极了,成为了革命运动的旁观者,但是母亲毫不退缩,勇敢地选择了继续革命的道路。正当共产党人遭到迫害、镇压和屠杀的时候,母亲却毅然加入了共青团,而后由王典章、邓述诗介绍转为共产党员。母亲一直记得那一天:1928年初的一个北风呼啸的夜晚,在家乡,由支部书记彭之任带领她宣誓,面对党旗,母亲举起右手,握紧拳头,说出了共产党人的铮铮誓言:“服从组织,遵守纪律,保守机密,努力工作,牺牲个人,誓不叛党。”
  在沙市,母亲坚决反对土豪劣绅,与当民团团总的伯父势不两立,遭到反动势力的迫害,也不便于开展党的活动。于是特委决定将母亲派到松滋开展工作。母亲到松滋县后,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松滋县特别支部,任支部书记。阴历二月,鄂西特委又决定把特别支部改为中心县委,母亲任县委书记。当时她只有18岁,是中共松滋县委的创始人和第一任书记。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了八七会议。为了贯彻八七会议精神,母亲和县委的同志们分析了形势,认为松滋县比较偏僻,国民党没有驻军,只有一些地方民团,虽然民团的武器不错,但战斗力不强,于是决定秘密开展农民运动,准备武装起义。母亲和她的战友们广泛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就建立了金鸡山等十多个党支部,发展党员近500人,同时农民协会也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了,并成立了“松滋县工农自卫大队”,松滋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
  准备武装起义期间,形势发生突变,鄂西特委遭到破坏,特委书记张继枢、团委书记张光杰被捕,英勇牺牲。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县委来不及开会研究,母亲当机立断,决定提前起义。“进剿”的民团被全部消灭了,起义的队伍中只有一人受伤。起义三天后,敌人集结各区民团和当地驻军四十三军,向起义队伍疯狂反扑。由于寡不敌众,起义队伍只好撤退到九岭岗,与敌人周旋。敌人把九岭岗层层包围,集中火力强攻。农民自卫队内无弹药,外无援兵。母亲和县委的同志们分析了局势,认为敌我力量悬殊太大,只能暂时转入隐蔽,保存力量,以利今后长期斗争。于是,他们集中力量守住山口,掩护已经暴露的党、团员和革命群众疏散隐蔽,把枪支和油印机等埋在九岭岗对面的猫儿盖山下,队伍平安转移了,保住了这些革命力量。后来,这些同志参加了贺龙领导的部队,成为红二方面军的一部分。九岭岗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它点燃了革命的星星之火。九岭岗起义是湘鄂西早期革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震动了松滋,震动了鄂西,在松滋人民的心中撒下了革命的种子。
  在九岭岗起义失败后,母亲成了松滋反动政府通缉的“要犯”,在群众的掩护下撤退到刘家坪、王家大湖一带。敌人的“清乡”步步紧逼,母亲是外乡人,又剪了发,放了足,不易隐蔽,无法在当地坚持斗争。党组织决定让母亲回到家乡郝穴镇暂避。回到家中后,当了民团团总的伯父对母亲一直怀恨在心,要置她于死地。当时军阀割据,交通和通信都十分落后,当地驻军和民团并不了解母亲在松滋的革命活动,只能将她软禁在家中。在软禁中,特委来人传达周逸群的指示:“黄杰在当地目标太大,出来活动容易暴露党的组织,决定派她到上海去工作。”从此,母亲离开了生她、养她并为之战斗过的故乡,踏上了新的征途。
  1929年4月,母亲辗转到达上海,由轰轰烈烈的群众斗争第一线转到秘密工作战线上。母亲在上海法南区委工作。在上海没有掩护身份是不行的,当时党的经费很困难,生活都靠自己想办法解决。母亲在夜校学习了英语,并考取了电话接线生。
  1930年5月,江苏省委需要妇女干部,将母亲要去。同年7月,中央派曾中生同志去南京组织领导兵运工作,调母亲协助他。1930年9月,母亲被调到了中央军委做秘密交通工作。
  从中共五大起,中央就在上海设立了军事部,领导全国武装斗争,由周恩来任军事部长。1930年春,各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蓬勃发展,为了加强对全国红军的统一领导,军事部改为中央军事委员会 。由周恩来任书记,刘伯承、聂荣臻、傅钟、曾中生、朱瑞等是军委委员,欧阳钦是秘书长。军委机关在成都路,是一栋三层的楼房。大家住在一起,生活上互相照顾,女同志当家庭主妇,轮流买菜做饭,他们不分职务高低,常常说说笑笑,像一家人一样。
  周恩来化名伍豪,对外身份是复旦大学的教授,身穿长袍,一副学者风度。刘伯承到苏联留过学,懂俄语,常在机关三楼翻译有关的军事著作。母亲把他们当成长者和老师。白区工作是在敌人虎口里的工作,随时都可能遇到盘问、搜查和跟踪,因此必须随机应变。一次,母亲去送文件,把文件藏在点心盒中,走到半路看到前面有一堆人,知道遇上搜查的了。她机警地转身进了一家杂货店,买了一点盐和卫生纸,又问老板娘厕所在哪里,就把东西放在柜台上,假装去了厕所,躲过了敌人的盘查。还有一次,母亲给何香凝送信,门房看她的装束很平常,怎么也不让她进去。后来母亲到旧货店买了一件假貂皮大衣,雇了一辆黄包车,趾高气扬地来到何府门口,没等下车,门房就恭恭敬敬地跑过来,请她进去了。
  还有一次,周恩来让母亲给刘伯承送一份重要密件并请他来议事。母亲将文件放在一个茶叶筒里,到了刘伯承的住处,发现暗号没有了。秘密工作机关都有自己的暗号,或是一盆花,或是挂一个什么东西,或是其他的一些办法。刘伯承家里的暗号是在窗户上挂一条红绳,当时红绳没有了,表示有情况。母亲看了看周围不像有情况的样子,又在弄堂里和房子周围转了好几转,也没发现异常,但是仍然不敢贸然闯入,为了安全起见只好回到机关。周恩来正等得着急,见文件没送到,很生气,认为误了事。母亲感觉很委屈,刚要辩解,正好这时候刘伯承不慌不忙地走了进来。母亲立刻迎了上去,焦急地问:“你到哪里去了?”他说:“没有去哪里呀。”     “那为什么暗号没有了?”母亲赶紧追问一句,更加着急。刘伯承开始一愣,想了想,一拍脑门笑起来,用他那特有的四川腔调说:“莫要急嘛!可能是我家里的那位  拿去拴鸡了,她刚从老家过来,不了解这些嘛。”大家哄堂大笑,虚惊一场。
  1932年春,母亲调到江苏省妇委,在我党著名女革命家钱瑛、帅孟奇领导下工作。妇女工作是工人运动整体的一部分,通过工作,母亲与刘少奇、杨尚昆等同志都比较熟悉。刘少奇见了她不叫名字,叫梳小辫的姑娘,大家相处得非常融洽。
  不久,母亲又被调到闸北区和沪东区任女工部长。1933年5月1日,在盲动方针的指导下,上海地下党组织全市大游行,母亲带领工人队伍到中国地界集合。游行还没有开始,巡捕就得到消息,他们挥舞着警棍驱赶群众,群众和警察发生了冲突。队伍一下就乱了,母亲为了保护群众不幸被巡捕抓捕。做秘密工作的人,对被捕、坐牢早有思想准备。当时一起被捕的还有一个叫陈一福的同志,她在宋庆龄组织的国民御侮自救会做秘书工作。为了对付敌人,母亲和陈一福共同商定:黄杰叫赵映华,陈一福叫张俊华,她们是表姐妹,就住在国民御侮自救会沪东分会主席的楼上。在审讯中,她们从容应对,坚持一致口径,敌人始终没有发现她们共产党员的身份,宋庆龄又请了律师,为她们做了有力的辩护。法院最终以所谓“违反民国紧急治安法”治罪,判刑5年,由于念其是“年幼无知的妇女”,于是减半执行。母亲在敌人的牢狱中度过了两年七个月的铁窗生活,母亲团结狱中的难友,与敌人做坚决的斗争,到1935年底出狱。
  母亲出狱后,上海党的机关已经遭到几次严重的破坏,找党非常困难。为了找到党组织,母亲辗转来到了香港,1936年4月与潘汉年同志取得了联系,又重新回到党的怀抱。在暴风骤雨的革命斗争中,母亲由一个反对封建礼教,追求独立的女孩子成长为一个成熟的革命者。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母亲又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之中,她在八路军上海办事处何香凝组织的妇女慰劳会中做党的工作,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慰劳抗日爱国将士。1938年2月,母亲被调到新四军军部服务团,任女生队队长,学员们都是来参加抗日的热血女青年,大部分是刚出校门的学生,陈毅元帅的夫人张茜阿姨就是其中的一员。1938年7月,母亲到中共鄂西中心县委及施巴七县工作委员会任常委。1939年5月,母亲到重庆办事处合川战时重庆第一保育院任工场主任。在国民党统治区做抗日工作,既要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又要与国民党的特务作巧妙的周旋。
  1940年春,母亲来到日夜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巍巍宝塔山,清清延河水,使母亲感到无比的兴奋,在延安中央党校开始了学习生活。1942年,学习结束后分配到陕甘宁边区妇联任组织部部长。

相濡以沫

  1945年,母亲被调任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院长。保育院孩子多,经费短缺,她想办法与宋庆龄国际红十字会联系,取得一部分资金。在那个艰苦年代,延安战事频繁,这些孩子都是前方将士和烈士们的子女,要保证每个孩子的安全,转移、疏散,任务相当繁重。孩子们年龄不一,大大小小的都有,又要照顾生活,又要教他们学习,她带领保育院的老师、阿姨们不辞劳苦地尽最大努力把孩子们照顾好,教育好,让前方将士放心。母亲就是这样,党让干啥就干啥,从来不计较职务高低、个人得失。
  1946年春,父亲徐向前因患肋膜炎大病刚愈,住在延安柳树店休养。张琴秋是红四方面军中杰出的女同志,在红军时期因反对张国焘而受过排挤、打击。在西路军的征途上与父亲共同战斗,都是九死一生才返回延安的,因而与父亲很熟悉,了解父亲的情况。张琴秋是中央妇委委员,自然了解在陕甘宁边区妇联工作的母亲,经过她和苏井观叔叔的介绍,父亲与母亲逐渐熟悉了。
  说起结婚的经过,父亲当年的警卫班长张双优记忆犹新,他回忆道:有一天,卫生部长苏井观约首长去打扑克,有几位女同志也在那里,正和苏部长的爱人张琴秋说话,他们一起打了一会儿牌。回去的路上,我发现首长非常高兴。再去打扑克时,我就看出门道来了。这时,苏部长的警卫员小王问我知不知道首长来这儿有什么事儿,我说不就是休息休息,玩玩儿呗。他噗嗤一声笑出来,说:“你们首长今天结婚!”我一听不得了,赶紧给家里报信儿,让他们快做准备,心里还一直埋怨首长,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言语一声。当我随首长他们步行回到家里的时候,首长见大伙儿正在打扫屋子,笑着说了一声:“嗨,小鬼,精得很呐!今天我结婚,请你们吃糖!”苏部长拎来一只鸭子,几个战友吃了一顿。他们把两个人的铺盖卷儿一合,就算结婚了。那天正好是五四青年节。
  看似简短的相识,如此简单的婚礼,其实并不简单。当时在延安,许多进步女青年择偶时,都首先选择红一方面军的干部。但经过长期革命风浪磨炼的母亲对人对事都有更成熟的看法。1930年她在中央军委工作时,就了解一些各根据地军事斗争的情况,因为曾中生在鄂豫皖苏区,她也就更加关心那里发生的事情。后来曾中生牺牲了,母亲依旧一直关注着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对这支部队的坎坎坷坷,她有自己的分析和看法,对父亲徐向前的人品、性格、指挥才能由衷钦佩。父亲敬重母亲的独立坚韧、聪慧大度。母亲佩服父亲刚毅、果敢、运筹帷幄的军事才能和刚正不阿、荣辱不惊的人格。共同的革命信念,共同的人生价值取向是父亲和母亲婚姻的基础。他们刚柔相济、互相信任、互相体贴、相濡以沫,共同度过了44年的岁月。
  新中国成立后,母亲一直工作在纺织工业战线,为建设纺织工业的队伍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和平年代,纺织工业战线上培养出一大批杰出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涌现出了郝建秀、赵梦桃等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在走访当年与母亲一起工作的老同志时,大家都为那个辉煌的时代而自豪,还特别讲到母亲严于律己的高尚品格。纺织部刚组建,首次为干部评级、定级是很复杂的,母亲在人事司主持这次定级工作。上报定级方案后,中组部领导找母亲谈话:“黄杰同志,你是1928年入党的党员,资历很深的干部,你把自己定得这么低,让我们怎么平衡?”尽管主管部门领导如此讲,母亲还是坚持把自己的级别压低了一级。
  母亲高尚的品格与谦和待人的态度得到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爱戴。1954年从军队转业到纺织部、长期在部机关工作的黄永芳回忆:“黄杰首长艰苦朴素,平易近人,与群众同甘共苦,不计个人得失。当时在纺织部机关和下属单位中任职的部队将军夫人、地方市长夫人不少。论官衔,元帅夫人是最高的,可是就数黄司长没有架子,和蔼可亲,这是上下公认的。”
  在那种动辄讲“阶级斗争”的年代中,主管人事工作的母亲不计个人得失,勇于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保护了不少干部。在极左路线影响下的镇反运动中,纺织部人事司一个处长的爱人自杀了,这在当时是很严重的问题,本来会被立刻调离工作岗位。母亲顶住了压力,说:“问题尚未弄清,再说这个同志本人没有问题,不应受到株连。”经过母亲的努力,不仅保护了这名干部本人,使她继续在原岗位上工作,而且妥善照顾了她的家庭。母亲不仅关心广大干部、职工的工作和生活,还特别挂念那些为建立新中国而献身的烈士们的亲属。彭雪枫的遗孀林颖阿姨在纺织部工作,母亲尽力给予照顾,还特别关心她的儿子小枫的成长。彭小枫参加工作后,仍念念不忘我母亲当年对他的关心和培养,每逢春节他都要代表林阿姨来看望母亲,在母亲病重期间多次到病床前探望。
  母亲好静,很少串门走动,但是很怀念和她共同战斗过的战友们。一次我回到家中,母亲很高兴地告诉我,她和帅大姐通电话了。当时,帅孟奇患病住院,母亲很担心,突然接到她的电话,尽管只是聊了一下家常,但还是让母亲兴奋了很久,她对老大姐的敬重和思念之情令我至今难忘。赵峰阿姨是母亲最亲密的朋友,她们同在延安党校学习,之后同在陕甘宁边区妇联工作,母亲办公桌的玻璃板下一直放着她们的合影。1985年在母亲寿辰之际,赵峰阿姨以她秀逸潇洒、跌宕多姿的书法写了一首长诗,表达了她对母亲的敬重与友情,这幅长诗一直悬挂在母亲会客室的墙壁上。
  从1962年我家搬到后海南沿的柳荫街之后,母亲在这里生活了45年,与街坊邻里建立了十分和睦的关系,逢年过节母亲都要给柳荫街居委会的高大妈等老邻居们送点水果、点心,并让秘书向老邻居表达节日问候。华国锋和父亲是山西老乡,在1990年父亲去世后,他每年春节前都要来看望母亲,他与母亲谈天说地,聊家常,聊百姓生活,聊社会新闻,每次都要谈很长时间。一年春节,华国锋向母亲赠送了他的书法作品“澹泊慈贤”,表达了他对母亲的尊敬与赞誉。
  解放初,父亲将几十年来烽火年代中未能团聚的亲人接到北京,母亲也把姥姥接来照顾我和妹妹小涛。到吃饭的时候一个大长条桌坐得满满的,真热闹呀!母亲每天 一大早就去上班,很晚才回家,一边忙于工作,一边周到地照顾着这个和睦的大家庭。在家中,父亲一直保持山西人的生活特点,而母亲生于鱼米之乡,所以口味和生活习惯都不尽相同,母亲基本上随父亲的饮食习惯,不过有时也向父亲提一点要求。一年,在母亲的生日时,父亲开玩笑地问母亲:“你想要什么生日礼物呀?”母亲想了想说:“我从来没有看过你穿元帅服的样子,你穿上让我看一看,就算生日礼物。”父亲从箱子里拿出了元帅服,穿上展示了一下。这样,母亲收到了一个特别的“生日礼物”。
  父亲平时说话不多,可是在生活中很体贴母亲。父亲是军人,走起路来总是大步流星,同母亲出去散步时父亲就注意放慢步速,使母亲走起来不吃力。父亲喜欢摄影,在五六十年代,为母亲和孩子们照了不少像。《黄杰画册》上母亲的许多照片都是父亲的作品,这些生动的黑白老照片充满了家庭气息,给我们带来了多少美好的回忆呀!父亲有一个专用的工具箱,喜欢自己动手做木工,母亲用的拐杖就是父亲亲手做的,做得很精美,也非常耐用,父亲去世后母亲还一直使用着这根拐杖。在病重住院期间,母亲将拐杖放在病床边,不许任何人拿走,照顾她的小护士们很奇怪,我爱人王彦彦对她们解释:“这是老头为她做的呀!”
  父亲去世后,许多人都劝母亲到外地走一走,改变一下环境。我们也都动员母亲出去转转。可是母亲一贯怕给组织添麻烦,不愿意牵扯地方领导的精力和使用接待经费,最后还是没有去。这样,我和彦彦就在家里想办法:我们把二楼的阳台改装为小花房,养了各种花草,从此,母亲每天要到小花房去看看花,浇浇水,既锻炼了身体又丰富了生活。母亲每天要看新闻、读报纸,关心国家发生的变化。在母亲的办公桌上总放着地图。因为工作需要,我出差比较多。出差前我要将行程写下来,这样,母亲每天对着地图看我到了什么地方。后来还学会了使用手机收看短信,我每到一地都要给母亲发一条短信。回家后,一定要给母亲讲一讲外面的见闻。我出差在外面跑得多,彦彦就尽量多抽出时间陪陪母亲。母亲精神好的时候就给彦彦讲了一些她年轻时的小故事。一天,母亲谈起了她对身后的安排:她要和父亲一样,把骨灰撒在她投身革命的地方,撒到滚滚的长江中去。
  2007年6月18日这一天,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7月初,我们来到了母亲的家乡——湖北荆州,在浩渺的长江上,母亲的骨灰伴随鲜花缓缓地随大江东去。80年前,母亲从这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80年后,98岁的她走完了轰轰烈烈的一生,回到了故乡,再次从长江走向大海,走向世界。母亲,我们完成了您的遗愿!
父亲和母亲,你们虽然没有墓碑,但是,你们的精神永存,你们的丰碑竖立在人民心中,你们的英灵与祖国的山河同在!(作者:徐小岩 责任编辑:袁梦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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